前言

一直想写一个关于1983年严打题材的小说，始终没有构思好，不知道具体从哪个方面下手。但这个想法是根深蒂固的，毕竟1983年时，年仅十岁的我有太多感触和领悟。

现在有很多人对那次严打的正确性必要性提出严厉的质疑，并且举出很多冤假错案的例子，现在身为律师的我感同身受。

当年我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身陷囹圄的人有很多，那些十恶不赦的罪犯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时，我也是下面兴高采烈的看客之一。不过看着公审大会上那些熟悉稚嫩的脸庞，我怎么也无法将这些穷凶极恶的罪犯和摸着我的头，微笑着给我糖果，教诲我要好好学习的大哥哥们联系到一起。

但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很多人当时都被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看着他们父母迅速苍老的容颜，看着他们弟弟妹妹颓废无助的眼神，听着周围说三道四的闲言碎语，我明白这些人中的大部分确实嚣张大劲了。

很多年以后，当年被严打进去，但没有被枪毙的人都纷纷走出牢笼，重新步入社会。我这时候也已经成年，我和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接触很多，也好奇没有避讳地揭开他们的伤疤，问长问短，了解到很多书本上永远不会告诉我们的内容。这些内容让我哭笑不得，让我讶异不断，同时也让我触目惊心。这一切的一切希望通过我简单的文字表述出来，不为别的，只为一种纪念，这个纪念文字希望后来者看了，不要再轻易因为肤浅、虚荣、好勇斗狠而步其后尘，重蹈覆辙……

引子

脏兮兮的油田长途候车室里，高高的穹顶上照明的灯泡被顽皮的弹弓击碎，完好的没有几盏，充足的阳光透过浑浊的玻璃照射进来，依旧弥补不了角落的阴暗。凛冽呼啸的寒风肆无忌惮地从窗户的缝隙中钻入，让被风吹到的旅客不由直打冷颤。

拎着大包小裹的旅客东倒西歪坐着，大厅里虽然有几十组暖气片，但显然不足以支撑起足够的温度和外面的严寒抗衡，因此候车室中间还放置了一根半米多粗，十几米长的大铁管子，免费的天然气火炉发出吱吱声，将管子烧的滚烫，引得大家自觉集中到这四周取暖。有个别想将棉鞋烤干的旅客，基本就像烙饼似的，不断将鞋拿下来降温、磕打，但鞋垫子的味道还是马上升华了，加上抽烟的人吞云吐雾，空气变得十分污浊不堪。

大厅一个角落里，两个穿着褐色棉袄，十岁左右的男孩，彼此怒目而视，他们脚上都蹬着快被磨破脚尖的棉鞋，棉裤垂在脚面，叠出很多折，冻得红扑扑的小手还没舒缓，就做紧张的拳击状，伺机狠狠进攻，打倒对方，骑在脖子上耀武扬威。

其中扎着武装带，脑袋上军棉帽已经被揪掉一个扣子，导致护耳耷拉下来的孩子就是当年的我。我叫冼伟，刚上小学三年级，我的对手则是在长途站遇到的其他居民点的野孩子。

我们是三个人，大我四岁的二柱，69年出生，现在上初二了，是我们油田第六指挥部的一个孩子王，他浓眉大眼，头顶乱糟糟密密麻麻，嘴唇上方已经隐约绒出一缕小胡子，不仔细观察，一定猜不出这是一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少年。

还有大我三岁的温小海，在家排行老二，所以父母取谐音，小名二孩儿，他很白净、清瘦，但眼神看人总带着股邪气，站也没个站像，打扮的永远不像个好人，平时坏的流脓，因此才上初一两个多月，就被学校开除了。

我今天上午旷课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陪二柱大哥到东城区会战大街闲逛，结果外面太冷，在长途客运站歇个脚时遇到了同样也是三个人的对方。

对方三个人从年龄以及外貌上看，基本也是我们这种岁数配置。他们是先进来的，我们进去之后，就迅速发现了并非善类的彼此。在1982年的东北，因为‘你瞅啥’发生冲突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即使过了几十年，其实依旧没有改变这个陋习。所以在二柱眼神的唆使下，我这个小马仔率先向对方最小的家伙发难了。

二柱经常唆使我打人，我每回也都不含糊，指哪打哪，十分给力，而被打的人往往都不敢还手，因为虽然被小孩子打很受侮辱，但如果还手，那二柱手下其他的小兄弟会成帮结伙一拥而上，就像成精的老鼠一般，让对方遭受更大的皮肉之苦。

我们两个小家伙已经打好一会了，彼此锁喉、拽头发、抠眼睛、扇嘴巴子，十分专业且卖力，但因为实力相当，谁也没占到太大的便宜——不过他的衣服扣子被我拽掉了两个。

另外几个人都在观敌料阵，在不了解对方底细以及综合实力的前提下，先用最小的成本单挑未尝不是一个解决好勇斗狠的渠道，如果单挑时某一方坏了规矩，那极有可能就引起混战。

而这种交战历史，回到家后，自然有无上的吹嘘资本，如果再添油加醋，那就是传奇一般的存在。

两个小孩子再次厮打在一起，彼此都不服输，你来我往间，伴着带有童音的咒骂。不过即使这样，也没有引起候车室内太大的骚动——骚动这个词其实用的有点言过其实，因为都没人愿意看，在东北这嘎达看热闹极可能引火烧身。

事实确实如此，一个中年农民模样的家伙坐在斑驳的墙角处，在人群中多看了我们一眼，流里流气的二孩儿就指着他破口大骂。这个农民虽然也知道半大孩子不好惹，但可能以前也有过好勇斗狠的光辉历史，所以不以为然地还了一句嘴，说：“我也没看你们啊！”

按道理这仿佛就算息事宁人了，但在那个年代，语气、眼神、表情怎么都能理解出挑衅不服的味道，成为依法开战的充足借口，所以还没等二柱开口，对方和二孩儿年纪相仿的孩子也开始对老农破口大骂——我们发生冲突那是因为油田战区内部的工人阶级内部矛盾，你个盲流子看热闹那就是对我们阶级权威的无比蔑视。

农民一看矛头针对他了，连忙闭嘴，将眼光移走，但是这样却助长了我们的勇气，我知道在对方身上一时半会占不到便宜，而且现在还有协同作战的可能，所以直接灵巧地窜了上去，拽下他的狗皮帽子就扇农民嘴巴子。

二孩儿也不甘落后，和对方两个小家伙一起冲了上去，迅速将农民打翻在地，而二柱和对方老大则威风凛凛地环视周围，做威慑状。没人敢拉架，也没人敢看热闹，附近的人迅速离开，跑的远远的，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候车室里的工作人员也都视若无睹，这种打架斗殴持强凌弱的事情在这里就是家常便饭。如果多管闲事，极有可能引来更大的报复，候车室顶的大灯就是明证。所以明哲保身是他们最佳的选择，即使面对的是我们这群未成年的孩子。

我们因为岁数不大，所以拳脚力道一般，在不依不饶将鼻青脸肿的农民打跪下求饶之后，我们两伙人拿着狗皮帽子作为战利品，勾肩搭背潇洒地走出了候车大厅——身后留下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一脸恐惧且委屈的农民兄弟。

而这沧海一粟的片段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年中，全国都十分普遍存在的景象，至于为什么这样？没有多少人去关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