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民

司马迁有着浓郁的侠客情结，对春秋战国那些侠义刺客情有独钟，因而在《史记》里专门写了《刺客列传》一章，浓墨重彩刻画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六个著名刺客。不论是荆轲刺秦王，专诸刺王僚，还是豫让刺赵襄子，抑或聂政刺侠累，太史公都写的绘声绘色，惟妙惟肖，读之无不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但奇怪的是，春秋战国时还有一个更出名的刺客要离，与其他几个刺客相比要更勇猛，名气更大，故事性更强，刺杀也更成功，无论如何都该在此有一席之地，甚至居于首席，却没有被司马迁收入《刺客列传》。莫非太史公老眼昏花，无意错过了这个著名刺客；或者对他心存“偏见”而故意弃而不写？我们不妨看看要离的刺客经历，再下结论不迟。

公子庆忌是吴王阖闾的心腹大患，手下有数万精兵，上百战船，随时都有打回来夺权的可能。吴国刺客要离贪图名声，毛遂自荐要去刺杀庆忌。但庆忌有万夫不当之勇，且疑心很重，无法接近，前边派去的几个刺客都没有得手，多半丢了性命。要离就献了个“苦肉计”，他丧心病狂地主动要求吴王杀掉自己的妻儿，并砍掉自己一条臂膀，以取得庆忌信任。要离投奔庆忌后，果然被视为心腹，委以重任，得以接近庆忌，要离就伺机在一次训练中成功刺杀庆忌。他倒是一举成名天下皆知了，可无辜妻儿却成了冤死鬼。看到这里，结论就很清楚了，司马迁就是因为觉得要离太残忍血腥，太没有人性，太不择手段，写了他会脏了自己的笔，坏了《史记》的名声，因而毅然把他排除在外。司马迁固然欣赏刺客，但是有其明确筛选标准的，不是随便什么杀手都可入他法眼的。在他眼里，值得树碑立传的刺客，一要正义，二要仁义，三要情义，合乎这三条，即便刺杀未果，也是英雄，如荆轲、高渐离、豫让，虽都未成功，但仍得以入选。要离固然刺杀成功，情节惊心动魄，但因其没有合乎司马迁的“三义”，就理所当然地被淘汰出局。诚如他在《刺客列传》所言:“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曹沫盟柯，返鲁侵地。专诸进炙，定吴篡位。彰弟哭市，报主涂厕。刎颈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夺魄，懦夫增气。”

后世文人不少都继承了司马迁的风骨，讲人性不问利害，说人话不违本心，办人事不忘廉耻。西晋文人创作了《聂政刺韩王曲》，又名《广陵散》，以示对聂政的敬仰，被琴家广为弹奏，弹得最好的是魏晋竹林七贤中的嵇康。诗人郭沫若曾写历史剧《棠棣之花》，歌颂聂政的侠义精神。在河南禹州市市区西北还建有纪念他的聂政台。专诸刺王僚被剧作家编进多个剧种，久演不衰。赞颂荆轲、高渐离的诗文、戏剧、影视更是层出不穷。可就是对要离不以为然，甚至持批判态度，冯梦龙就在《东周列国志》第七十四回鲜明写道“囊瓦惧谤诛无极，要离贪名刺庆忌”，鞭挞了要离的为贪名而牺牲妻儿，践踏人性。

当年台湾杂文家柏杨宣布封笔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铁骨铮铮，掷地有声。 何谓人话？我觉着，一个正常人说的话，不违反人性、人伦、人道、人情的话，就可叫“人话”。《论语》记，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后，有人向他禀报，孔子急问“伤人乎”，不问马，这就是典型的“人话”，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以人为本。司马迁倾情于荆轲、聂政的大智大勇，不吝笔墨，却拒为有逆人性的要离作传，一字不写，也是在坚守人性，宣扬人道，演绎“人话”。

人之为人，就是因为有人性，讲究纲常伦理，践行善恶廉耻；而丧失人性者，寡廉鲜耻，倒行逆施，只能是衣冠禽兽。世上最能扭曲人性的，首推贪图功名之心，其次是荣华富贵之欲，这两样东西不能说不重要，但无论如何不能以牺牲人性为代价，若不加以控制，任其恶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做出要离那种灭绝人性之事。好在是非自有公论，善恶皆有报应，逆顺自有定数，历史是人民所写，凡是和人性相悖的事情都难以长久，凡是人性被扭曲者都要身背骂名，凡是人性被普遍玷污的国度，迟早会走向衰败灭亡。因而，我们都要像柏杨那样，“只为苍生说人话”；像司马迁那样，始终警惕揭露扭曲人性的言行，不给灭绝人性者树碑立传，而不管其名头多响，功业多大。

于是想起捷克作家伏契克的名言：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