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一忘年交大哥前几天去世了,终年68岁,死于急性心梗。这个大哥姓赵,以前是政府的一个小干部,我在做律师之前就认识他。那时候我们闲暇时间经常在小区老年活动室里下围棋,他水平还可以,起初我赢不了他,还总被他不屑,于是激起我的好胜心,后来就把他杀得落花流水了。
赵大哥有一个老父亲,二十年前已经都80岁了,长得瘦小枯干,牙齿都快掉光了,但精神矍铄,每天总是看他拄个拐棍坐在小区树荫下,慈祥且贪婪的看着五颜六色的过往行人,偶尔还从嘴角不自觉地淌出口水,耷拉到地上也不自知。
我从旁边经过看到,无所事事时会坐下来陪老头聊几句。知道老爷子是民国七年出生(1918年),叫赵德恩,跟着他爹从河北丰润到黑龙江讷河县拉哈镇投靠他爷爷赵玉虎。
赵玉虎当年也算丰润一富裕户,但颇有爱国之心,因此在庚子年时,与左邻右舍一起闹了义和团。赵玉虎虽耍了一手好拳脚,可惜挡不住洋枪洋炮。义和团失败后,害怕官府抓他,于是就带着大儿子赵金贵闯了关东。
赵德恩说到他爷爷时,眉飞色舞,一边擦着口水,一边和我铿锵有力地比划,嘴里仅剩的几颗大黄牙感觉随时都能飞出来当成暗器砸中我眼球似的。
赵德恩的父亲赵银贵岁数比赵金贵小,因此没有和他爹一起闯关东,直到民国17年(1928年),在兵荒马乱的河北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拖家带口去了东北。
老赵大哥每次听他爹津津有味的白唬从前过往,就很不耐烦,但也没制止。不过后来听他埋怨,他这辈子可被这老头给拖累惨了,要不现在至少是个正局级干部。
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赵德恩曾经当过汉奸。
1,拉哈镇
讷河拉哈镇在清朝康熙年间,就设立了驿站,是齐齐哈尔通往雅克萨的必经之路。
拉哈镇紧靠松花江北源,也是其最大的支流——嫩江,嫩江发源于大兴安岭南麓,靠近中俄边境,全长1300多公里,流经呼玛、黑河、嫩江、讷河、齐齐哈尔,最后在肇源县汇入松花江。
拉哈镇历史上一直都是嫩江上的一个著名码头,在陆路交通不便利的年代,水运往往可以大力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拉哈镇虽然仅仅才有千八百户人家,但妓院、鸦片馆、大车店也算比比皆是。
赵德恩记得当时去东北,足足走了一个多月。他们最初坐火车到的哈尔滨,走走停停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一路上不是说前方打仗,就是大水冲毁了路基,到了哈尔滨时,本来还需要坐火车到齐齐哈尔,再从齐齐哈尔坐马车到讷河,但到了哈尔滨,身上的钱早就被小偷偷光了,所以赵银贵带着老婆,还有10岁的赵德恩以及8岁的小女儿赵淑琴一路要饭走到了讷河拉哈镇。
“人烟稀少,能要到饭吗?”我问。
“偶尔能要到,不过也有要不到的时候。”赵德恩说到这里,显得很得意,那时他已经十岁了,虽然饿的面黄肌瘦,但眼珠子还是会滴溜溜乱转,“东北这地方养人,俺们是夏天去的,如果冬天去,非得冻死不可。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气派的马路,不过还是有驿道和铁道,按照好心人的指示,俺们就顺着铁道走到齐齐哈尔,接着走驿道,遇到人家就要点吃的,遇不到人家,就自己想办法找点吃的——东北满地是宝,饿不死人。”
“都能吃到啥啊?”我继续好奇地问。
“好吃的东西多了,可以打到狍子、兔子、野鸡,太多了,水泡子里还有鱼。”
“那你们直接在这里住下多好,还去投靠什么亲人啊?”我天真地帮他分析时,眼前浮现出一副天高云阔任鸟飞,地肥水美凭人悦的场景。
“那不行。”赵德恩一个劲颤颤巍巍摆手,“胡子(土匪)多,狼多,没有地,吃不到粮食,总吃那些东西,俺们拉不出屎。”
“你们开一块地不行吗?”
“不行,都是芦苇荡子,找到好地,周围没有人家互相照应,也活不下去。”赵德恩这番话让我明白,理想主义的鲁滨逊只能活在艺术家的虚构里。
赵玉虎的家离拉哈镇还有十几里地,这里叫韩家屯,大概有二十多户人家。这里所谓的人家可不像现在,就三四口人。一户人家必须人丁兴旺,否则是要被人笑话欺负的。
赵玉虎的大儿子赵金贵,1890年出生,到了1928年,已经生了四个儿子,两个闺女了。大儿子赵民富不到20岁,但都娶媳妇生孩子了。二儿子叫赵民国,17岁,马上也到娶媳妇的年龄了。再下面两个最小的儿子是个双胞胎,大的叫臭蛋,小的叫咸蛋。和赵德恩年纪一样大。赵银贵大闺女叫金花,14岁,小闺女叫银花,8岁。
赵玉虎当时58岁了,但老头子身体很硬朗,老伴不在身边,管不住自己的裤裆,所以到了东北又娶了一房老婆。这个老婆又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分别是21岁的赵铜贵、19岁的赵铁贵、14岁的赵富贵。
金银铜铁四兄弟,最后还必须富——中国人给孩子起名字的传统永远都是这样俗不可耐。
赵家在韩家屯算是大户人家,有100多亩地,干打垒的房屋就有十几间——干打垒就是没有地基,直接用土和草攉在一起盖的泥草房。这种房子虽然就地取材,但没有钱也是没实力修建的。
赵玉虎是屯里的保长,家里拥有两条快枪,都是汉阳造,他准备再多赚一点钱,就把院墙夯实加厚一些,再买几条枪,磊个炮楼,防止胡子袭扰。
东北胡子非常多,但成大气候的不多,一般少的七八个人,多的几十个人。讷河一带没有山,都是平原,不利于大股土匪隐藏,以小土匪袭扰居多。这些小土匪很多时候其实还就是其他镇子或县城的穷鬼出来打个秋风,拿着个破鸟铳就以为自己是梁山好汉,遇到硬茬跑的比兔子还快。
赵银贵一家四口找到韩家屯时,已经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成了彻头彻尾的叫花子。
赵玉虎十年前带着大儿子赵金贵以及三儿子赵铜贵回过河北丰润,那是因为赵银贵要结婚了,所以赵玉虎特地给儿子带回去100现大洋。
这个现大洋不完全是袁大头,也包括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因为三种货币规格相差无几,所以在民国早期,基本通用,很少有人去细分彼此的差异。
一个大洋在当时可以购买三四十斤大米,或者购买五六十斤苞谷,年成好时,可以购买十斤五花猪肉,一亩好地能卖到10到20个大洋。按照对等人民币的话,一个大洋大概也就一百多元,当然年份地域不同,购买力也不完全一样。
当时张作霖统治时期,也发行纸币,名曰奉票,但那东西贬值太快,老百姓还是认坚挺的现大洋
看到儿子终于不请自来,赵玉虎自然很是高兴。他刚从拉哈镇回来,拉哈镇的财主隋金发想和他合伙开个烧酒坊,一人出200现大洋,秋收之后就可以开业了。
隋金发是满洲正蓝旗人,祖上也是个贝勒,属于多尔衮的后裔。如今虽然满清倒台了,但人家依旧是个财主。
晚上赵玉虎特意让金贵去拉哈镇买了四块大洋的猪肉,全家20多口人,加上韩家屯其他几个有头有脸的人,庆祝一下团聚。
有头有脸的人包括甲长蔡包子——民国时农村采取甲保制,十户为一甲,百户为一保。韩家屯虽然没有100户人家,但还包括临近的孙家窝棚,柳下洼子的几十户人家。孙家窝棚地势不太好,住的一般都是稍微富裕的人家,至于柳下洼子那地势更不好,普遍住的都是地窨子——所谓地窨子,就是在地上挖个一人深,八九平大小的坑,上面覆盖上泥草,仿佛坟丘一般,然后留个人可以进出的小口,就成了能吃能住的家。一到嫩江发大水的时候,柳下洼子基本每家每户都被水淹没。
有的人问为什么不找个地势高的地方居住——如果有好地方谁不愿意去呢?好地方都被人占了,你如果单独选个地方造房子,更容易被土匪盯上,所以必须扎堆住。
柳下洼子一般都是闯关东没几年的新户。赵银贵如果不是因为投靠他爹,没准也会选择在这里居住,而且还会相当满足,至少冬暖夏凉,胡子不来,狼也不敢轻易来。再说嫩江也不是年年都发大水,好好努力干几年,有块属于自己的田地,就可以有能力盖个干打垒了。
蔡包子四十岁出头,长得不高不瘦,黑脸庞,大眼睛,嘴唇很厚,说话时总喜欢一边思索,一边摸着自己的厚嘴唇。他也是河北人,这里一般都很认同乡,因为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背景。同乡也喜欢扎堆居住,例如韩家屯基本都是河北人,而孙家窝棚基本都是山东人。至于柳下洼子那就是河北山东人哪里人都有,到时候赚钱了,基本也都是河北人去韩家屯买地置房,山东人去孙家窝棚买地置房。
蔡包子虽然祖籍是河北,但还一次没回去过,他曾祖父属于汉八旗里的镶白旗,在黑龙江左岸的旧瑷珲当过七品把总,有点权势,在此繁衍生息。庚子事变时,老毛子将黑龙江左岸的汉人都撵回江对面,从此就再也没让他们回去过。
而黑龙江左岸那个地方,历史上有个专有名词——江东六十四屯。
另外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叫徐老瞎,他是山东人,长得人高马大,有些驼背,仿佛满清遗老遗少一般留着个半长发。他眼神不好,戴着个粗框大眼镜,镜片厚的仿佛罐头瓶底子。这个人是私塾先生,有点文化,当年也在关内闹过义和团,所以和赵玉虎十分谈得来。
闯关东是从光绪年间开始成形的,在此之前满清是严禁汉人入关坏了龙脉风水的,甚至在辽宁热河一带建筑了柳墙阻挡汉人入关。自从明末到光绪之间的近200年间,东北真的是地广人稀,植被丰茂,田土肥沃,让那些在关内常年遭受饥苦,无地可种的人垂涎三尺。
关内人到东北是一批批流入的,早些年逃荒的人到了辽宁一带,有了第一个落脚点,开垦土地,慢慢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甚至可以雇佣后逃难过来的人当长工。再接着这些后逃难来的人,看到了机会,也有了一点积蓄,朝思暮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于是就离开辽宁,一步步往东北深处走,慢慢地就扩张到了大小兴安岭甚至黑龙江对岸,也就是著名的江东六十四屯一带。这里的土地比辽宁一带还肥沃,虽然确实天寒地冻,只能种一季庄稼,但兵荒马乱的年代,选择在这里安居乐业,繁衍后代也不失为一个最佳选择。
赵玉虎起初带着儿子在辽宁当长工扛活——这个汉子当年在河北丰润那也算殷实人家子弟,要不是闹了义和团,没准小日子过得也算滋润。他在辽宁含辛茹苦干了两年,听老乡说吉林不错,到了吉林之后,又听说讷河官府开始放地,因此马上就来了。
当时赵玉虎从讷河官府手里只领了不到十亩荒地,而且没有任何劳动工具,天天只能住在地窨子里。他任劳任怨,为人仗义,又念过私塾有些头脑,因此在河北老乡的帮衬下,慢慢在当地站住了脚,后来还高价买了一些别人开荒的地,才有了今天这般殷实的光景。